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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纷至沓来的历史碎片把我们打得战栗不已【人文寻访第九季】

发布时间:2018-11-09 05:53:40 已有: 人阅读

  那里坐落着一座民间博物馆群。不是一座馆,而是拥有30余座馆的馆群。而它,正是我们此次寻访的目标。

  这个10月,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正日子越来越近了,而樊建川的最新力作“辉煌巨变1978-2018”改革开放纪念馆恰巧刚刚正式开馆,借此良缘,北京青年报“青睐·人文寻访”第九季寻访团就有幸成了新馆开张后,由建川先生亲自接待的第一批外地、民间访客。

  该博物馆聚落,论规模,是目前中国最大,共有抗战、民俗、红色年代、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0余座分馆。尽管我们安排了两天来参观,但时间还是太赶了。

  30余座场馆、30余个主题,数不清的文物,默默讲述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和记忆,每个人都能从这里找回一段往事。

  走出绿树成荫的博物馆聚落时,有激动有疲倦更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恍惚——历史,还是那个历史吗?我们,还是那个我们吗?

  团员自行选择交通,于下午三点左右抵达成都,随后驱车一小时来到建川博物馆聚落所在的大邑县安仁镇入住。

  上午:红色年代博物馆系列包括红色年代章、钟、印馆、红色年代瓷器馆、汶川地震纪念馆、长江漂流纪念馆

  早8:30集体游玩参观都江堰景区,12:00集体乘车离开都江堰到达成都,随后自行选择交通方式返京。

  樊建川当过知青、参过军;当过大学老师,做过常务副市长;仕途一片光明时,他辞职下海搞房地产;风生水起进入中国富豪排行榜,又在这个当口突然转舵,将几乎全部的身家投进去建起了博物馆。

  他坦然谈论生死,早在2007年他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——死后博物馆及馆藏全数捐给国家。同时他也说他手底下的人都不希望他死,希望他多活几年,还想跟着他干下去。

  在四川,他有几个外号,其中“方脑壳”和“樊傻儿”最广为流传,意思就是做事固执,对别人认为很傻的事情却很坚持。

  也许在此前人们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些关于这位“舵爷”的故事,但如果真正走近他,才会能够把这个人物勾勒得更真实、更饱满。

  大伙儿原以为这么一个颇有社会影响力的自带大IP价值的热点人物,怕是应该露个脸就走吧。但樊建川并没有这么做,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一个早上,便赶来我们入住的酒店和我们一起吃早餐,而就在前一天深夜,他才刚从重庆结束分馆的开馆工作开车回来。在那里,他“另起炉灶”做了一个建川博物馆分馆,搭建了一个班子,有一百多人,馆主题有喜文化,有中医博物馆,有兵器发展史,还有汉阳兵工厂旧址陈列馆等。

  不过,从他的脸上看不到太多疲劳,也许是因为对博物馆事业的热爱和热情,席间他边吃边聊,谈到收藏、文物、博物馆,樊建川可以聊到两眼放光、神采奕奕。大家结束一天的游览后,樊建川又带着寻访团众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座谈,还招待了大家一顿晚饭。樊建川说,平对餐食要求不高,最爱喝这里的小米粥和小咸菜,吃起来有滋有味。

  席间,大家问樊建川:是什么动力让你不惜家财散尽、保持如此大的热情做博物馆事业的?他这么回答:“有些人生来就是做某种事情的,我大概生来就是为了收藏这个目的。”

  或许是同军人经历有关,樊建川身上有一股子“韧劲儿”,任何事情都愿意做到极致。“我觉得我就是个收藏天才,我从小就有收集癖好,上学的考试卷、作业本,我都会收藏起来,一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还完好。”

  众人本来期待一个更加“高大上”的回答,怎料却被他如此轻描淡写地解释出来,颇有种举重若轻的幽默与诙谐。其实,与他深聊就能发现,他是有大情怀的人。就像他的博物馆聚落里随处可见的那段话:为了和平,收藏战争;为了未来,收藏教训;为了安宁,收藏灾难;为了传承,收藏民俗。

  这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“收藏癖”让他成功完成了原始的资料积累。小到一根手链、一枚印章,大到重达10吨的碉堡残骸,对樊建川而言,藏品无大小,为了寻得收藏,他走南闯北、远渡重洋,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

  “我们博物馆的馆藏现在报了280万件,实际上远远不止,应该有1000万件差不多。展出的东西仅是我所有收藏的1%。”

  也许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底气说这样的话了。樊建川告诉我们,最多的一年,他收到的各地文物有三百多个集装箱,里面都是全国各地发来的收藏品。时间长了,在每一个城市,都有樊建川的联络站和收东西的网络,有人帮他收文物,不仅在国内收,还到美国、法国、缅甸、韩国、日本去收。

  那年樊建川做抗战馆,想买日本1945年8月15日、也就是投降那天的报纸,他去了日本,一开始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,后来他遇到一个破旧的日本旧书店,店家是个70多岁的老头儿,樊建川凭直觉这里可能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不过,老头儿不太配合,问他旧报纸的事他也不太愿意帮忙找,樊建川提出自己亲自去阁楼翻找,老头儿同意了。当时天气很热,樊建川就这样在阁楼间里翻了又翻,还真让他找到了日本投降当天的《朝日新闻》。

  后来,这张《朝日新闻》就与同一天的《中央日报》《大公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等国共两党各种不同角度的日本投降新闻打包作为一组,被评为了国家一级文物。

  这就是樊建川的巧思。有的东西收回来很贵,而有的东西本身价值可能并非连城,但它所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却是无价的见证,这一点樊建川想得很清楚。

  为什么说是“奴”?因为资金投入就像无底洞一样,樊建川却还是义无反顾。比如一本黄埔军校第一期花名册,花了几十万;一枚“青天白日”印章上百万。很多藏品是只能花钱去买的。樊建川手下的工作人员说,碰到好东西,樊总通常是不计成本的。

  最直观的一个印象便是这次,我们入住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名下的“金桂公馆酒店”,其实已经在稍早前被樊建川卖掉了,只是合同手续还没走完,所以我们还可以住在这里。卖掉酒店就是为了筹措资金,他开玩笑说“你们可能是这里最后一批住户了”的时候,仿佛能够看到他脸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无奈,“我还有一些土地可以卖一点”。

  带动规模如此巨大、支出如此庞杂的博物馆聚落不是易事,“员工加上水电费,一年要将近4000万的运行费,刚开始的时候每年都要补,一开始要补3000多万,后来就慢慢补2000多万,后来补1000多万,再后来就补几百万,现在基本上可以持平。”经济上现在也慢慢走出困境。

  “馆奴”的终极梦想是建一百个博物馆,樊建川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:成都大邑县这里有30多个、重庆那里新建了8个、李庄那里还有6个、甘孜州也做了两个红军馆,再加上帮地方政府做的博物馆策划服务……数完了,100个馆的目标不远不近,樊建川顿时觉得动力十足。

  抗美援朝馆、电影博物馆、汉奸馆、抗战时期文教机构大学南迁西迁馆、中国商帮文化博物馆……樊建川的灵感源源不断。

  除了经济问题,文物的保存问题也让樊建川头大。当时故宫文物运到时所用的木箱子,那是樊建川收集来的宝贝,木箱子外面的封条都还保存着,上面有日期。“我经常在想怎么来保管这个封条,这个封条它是一天天地衰败了,我估计再过20年就一点点地不存在了。这种纸条哪怕是吹一点风都很容易破损。我都不知道怎么保管,找了很多专家。”

  樊建川在自己的书《大馆奴》里写道:我拼命建馆,坚持做到今天,我想父亲在天堂一定很高兴。父亲,下世再做您的儿子,跟着您去打仗。

  “在这个江湖里边打滚的时候,我练就了一双非常好的眼睛,其实我们报的东西全部是经我的眼睛买。”樊建川有这个底气说,他的1000万件收藏品全都是经了他的眼的,没他过目,谁也不敢拍板收东西。

  樊建川不吝惜分享自己的鉴宝技巧:“如果是初学者的话,那你从买便宜的开始,就是那种做不了假的东西,比如说有一些画报,没有人愿意去做假,或者像章证之类也做不了假。一般看东西真假大概有七八个标准,比如说材质,比如说光泽、包浆,比如说内容、制造工艺,其实你只要发现有一个问题,你就可以把它给排除掉。”

  樊建川是个“性情中人”,一方面指他豪爽洒脱的个性和为人,一方面也指他善于权衡、善于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,“权衡”绝对是褒义的,还有一方面是指他对自己的事业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信心。

  “空前,也很有可能绝后”,这也是樊建川对自己所做的博物馆事业的评价。虽然这说起来也挺神奇的,但仔细想想,要在全中国找出第二个人来还真不那么容易。要建一个博物馆群,必须既懂历史、会鉴别,又要懂策划、设计、陈列、管理,还得有深沉的人文情怀和足够的历史责任,还要跟上上下下打交道,这些事,非“性情中人”不可为。

  寻访第一天,接待完另一批四川来的领导,樊建川接茬儿返回来与我们碰头,他要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坐坐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办公室里挂了满屋子的樊建川书法作品。

  “耍横”的“横”字里,那一横要拖很长,淋漓尽致表现耍横的情绪,他的书法字体透着那么一股烂漫随性。

  确实,很多事如果按照规矩做,可能永远也做不出来。就拿2005年开馆的事说吧,过程一波三折,最终在没有拿到正式开馆许可批文的情况下,“性情中人”樊建川在2005年8月15日强行开馆,承担了巨大的民事和刑事责任。不过,他就是有胆做这种事。

  川军抗战馆、美军飞虎队馆、正面战场馆、红色年代纪念馆、“”主题馆、战俘馆等题材都很敏感,在国内的博物馆界也没有什么先例。明眼人看到都要劝阻樊建川。老樊就不信这个邪,他其实也没打算要独立完成这些馆的建设,一开始拉到一家国企愿意投资与他一起建设,没想到没过几个月,那家国企撂挑子不干退出了合作,留下了烂摊子让樊建川一个人收拾。

  这些敏感题材在博物馆的开馆审查上是非常严的,最严到什么程度?樊建川说最多有一个馆审查了20多遍。樊建川也配合,上面说馆名不合格要改,他就配合着改,改到合格为止,不较劲。

  一段时间的“经济危机”也是因为樊建川灵活的脑瓜才得以化解。他和他的团队提供“博物馆服务”,也就是承接外部想要做博物馆的人的项目、进行合作,樊建川负责出点子和设计规划。他直言,订单越来越多,如何分配时间、精力都是需要琢磨的事情,但是,100个博物馆一定要建成。

  樊建川从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业失去信心,他跟我们分析:“我想我还是相信‘中国特色’的,就是只要有小部分人感兴趣,我们就能够活下去,况且可能还不止小部分人。假如它跟文化消费、跟旅游结合起来,就可以生生不息地维持造血功能。32个场馆,这么大的运行费用,然后我们卖的是60块钱,就是一个馆还不到两块钱。”

  没有停下思考和规划,事无巨细、忙忙叨叨,他就是个“闲不住”的人。樊建川是个硬汉,但当美国老兵在飞虎队馆里流下眼泪,当抗战老兵颤抖着双手,当抗日将领家属无偿捐出珍贵家藏,当他自己在汶川震后现场找到遇难者遗物并完好带回来,他的心总是被一次次触动。

  “几十年过去后,我想像中在飞机上俯瞰这里的时候,馆区被树木丛林覆盖,从空中根本看不出是博物馆,只看得出是一片天然森林。”樊建川希望自己的聚落有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质。

  中国的百年历史,承载海内外无数人的记忆,被一个叫做建川博物馆的地方保存着、纪念着,这是何等之幸?

  其实说起建川博物馆聚落,它本身的占地面积就已经很不一般了,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边的大邑县安仁镇,林林总总一共有500亩,樊建川竞得这块地的时候还是河滩荒地。如今,这里坐落着大大小小30多个主题博物馆,还随时可以见到许多自由生长的动物。

  如果稍微留意就能发现,许多展馆外面的牌子上都标有“陈列设计师——樊建川”。“你们看到的一些大事小事都是我在做,包括博物馆的陈列都是我来做设计,做策划。”

  樊建川一直主张“让文物说话”,他坚信,文物有一种无声的力量。 “你们去看,看完了就知道我的设计体现在哪里了。希望你们不会失望”。樊建川从不遮掩自己对博物馆所下的心血和功夫。

  樊建川的“轴”其实就体现在这里,他跟博物馆设计师较劲,跟承建方较劲,其实不为别的,许多突破常规的大胆设计,往往才更有视觉和心灵冲击力。且不说建川博物馆里的宝贝有多少,光是博物馆本身的设计给人造成的心理感受已经十分震撼。

 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间改革开放博物馆,也是樊建川自述“拼了命也要做成”的馆。1978年到2018年,40年,一个国家翻天覆地,说是“巨变”一点都不夸张。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,其实也是樊建川人生最精彩丰富的40年。

  一年一个主题、一年一个独立小馆,这就是樊建川的巧思。“人们走进去,从1978年开始看,就像看自己长大、成熟的过程一样,一页页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。比如1980年出生的,可以从1980年的主题馆开始看,他出生那年中国是怎样的,10岁那年、20岁那年中国是怎样的……”

  樊建川告诉我们,想给人一种“40年时光长廊”之感,人们从1978年走进去,然后一年又一年,最后从2018年走出来,如同沧海桑田,让人感慨万千。寻访团团员不禁感叹:我们的生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得越来越好。

  该展览中记录了很多个“第一”:第一个领到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店主;第一个包产到户;第一家个体饭店——悦宾饭店在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开业;第一个万元户诞生;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天津无线电厂建成;第一个外资商业肯德基入驻……都是十分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和领域。樊建川对于年代的梳理和定位让人惊叹。

  数以万计的历史图片、史料、文物、场景、音像辅助大家“回到过去”。大家看到了小时候用过的游戏机、呼啦圈、电视机,樊建川甚至还收集来了各种型号、各种年代的“大哥大”。

  十年前,38名当年的抗战老兵来到建川博物馆,凭吊故去的战友,留下他们的手印。迄今为止,建川博物馆已经收集了大约4000名抗战老兵的手印……

  坐游览车进入博物馆后,第一个有印象的大型建筑群便是这里,在路的左手边,100个竖立着的巨型玻璃板一一排好,每块玻璃板都用红色框镶边,老兵们的手印图案就这样印在玻璃上。抗战时期老兵的手印以这种方式保存了下来,给人以强烈的实证印象。

  进入三寸金莲馆,众人的第一印象其实不是古代妇女的小脚,而是“路怎么这么难走”,这恰恰就是樊建川的巧思之一。参观者进入三寸金莲馆之后,地面坑坑洼洼不平,踩在地上一高一低,走路都变成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这个简单的构思,就能够让人最直观地体会到古代妇女缠脚行走的不易,这才是一种“感同身受”,展览效果可能比简单的文字介绍都来得更震撼,也更压抑,让人更加感觉到旧社会的罪恶和黑暗。

  由两百多尊铸铁雕塑组成的中国壮士广场,都是按照抗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制作,真实反映当时的精神、面容和姿态。整个广场是个抽象的中国地图,壮士们站位的地方就是他们曾经战斗过或者牺牲的大致方位。这其中站立的还包括、周恩来、张学良、蒋中正、宋美龄等人。

  壮士们正面面对的地方有一座碑,碑文“日本投降矣!”是放大的1945年8月15日《大公报》,原报纸是建川博物馆珍藏品。“中国壮士”四字由张震将军题写。中国壮士广场入口写着:国人到此,低头致敬!

  广场入口处,站岗的士兵雕像身着当年川军军服,大家定睛一看,这不是樊建川吗?原来,这个站岗的川军展示就是根据1976年樊建川参军时(19岁)的照片刻画的,为“中国壮士”站岗是老樊的愿望。老樊是军人,1976年,他使尽浑身解数,用上了吹笛子、写书法、拉琴等十八般武艺才打动了当时的部队领导,当上了预备兵开始了当兵生涯,也就是这段时间深深改变了樊建川的人生态度。

  由于历史上人们对战俘的态度和评价较为负面,留存较少,这个馆是在博物馆聚落中实物较少的一个,但它的场馆设计却获得了梁思成建筑大奖。这里面不乏樊建川的构思。比如,馆外粗粝的墙面上钉了许多钉子,如果有阳光的话,一个个钉子就会拉出很长的一个个影子,这就是樊建川坚持要保留的。“我觉得这个体现草根的、野生的、不受人尊重的感觉,就是战俘的感觉。”

  进入馆内,一个通天的铁质牢笼竖立在中间,给人一种极度压抑的感觉。樊建川还在馆内设计了一处“涅槃”,战俘从墙根被的形象,逐渐随着墙体上的画像升高,一步步羽化变成鸽子,重获自由,这个设计让人印象十分深刻。

  这间博物馆只有18平方米,也是地震博物馆之一,是为了纪念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生命的13岁女孩而建的。樊建川说,这个博物馆恐怕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小的博物馆了。

  他邀请了设计师刘家琨来做设计,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房子,有一个天窗,天窗寓意为希望小女孩的灵魂可以自由出入。里面所有的墙面都刷成了粉色,游览者只能从门口通过一扇窗户往里看,寓意为不打扰女孩灵魂的平静。

  “这个女孩子13岁遇难,长得特别漂亮,很高很白,她的爸爸妈妈在废墟里边挖到了她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,包括她写的诗和小说,她的玩具、书,甚至还有她的乳牙。”樊建川说,女孩父母的这些举动让他深受触动,为纪念和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,他决意要做这个馆。馆名“胡慧珊纪念馆”,是请她的妈妈亲自书写的。

  “2008年5月12日地震,我6月12日开馆,这个馆我只用了一个月就做成了。” 震后第一时间,樊建川就率人到达了现场,一边往灾区送物资,一边就开始收集东西。按照日期推移一天天往下做,一做就做了一个月。一进馆就是还原的震区现场——一栋倒塌的居民楼,这是樊建川从现场原封不动运回来的,让人们直观感受了震后的惨烈。

  到了6月12日,灾区堰塞湖的问题解决、往返灾区救人的飞行员邱光华的失事飞机找到了,这个汶川地震馆就此开馆。

  正面战场馆前,种着许多庄稼,正值十月,可以看出这里刚刚收割过,还留着水稻的秆,樊建川告诉我们,这里本来建筑师设计的是水池。他心直口快:“我说你们这些水池子,肯定不如万科,不如万达,连乡政府都不如。”于是当即拍板——我要拿来种水稻。寻访团来之前,这里刚收了水稻,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种油菜了,到三四月份油菜花开,馆前就会黄澄澄一片。

  “设计师一开始强烈反对我,我说种庄稼就是抗战,就是保卫我们的家,包括我们村庄和家园。这样多好,还有收成。”樊建川说。

  这是一座颇具气质的小镇,满街飘着桂花的香味。行走在这里内心安逸平静,小镇车少人稀,街道不宽,两旁的建筑保留了以前的样子,在这些敞开着大门的门脸里,你可以看到摆着麻将桌打麻将的老人,也可以看到传统且失传已久的弹棉花手艺,建筑尽管略显破旧,但好在原汁原味。寻访的第三天,团员们走进了这座小镇,吃冰粉、看公馆,体味别样风情。

  “刘氏庄园”是樊建川极力推荐我们去看的,离建川博物馆聚落不远。看完安仁古镇,大家不禁有些感慨,这个偏居四川一隅的县城在历史上的辉煌,至少有一半是由刘氏家族开启的。

  这个古镇面积3.2平方公里,面积仅半个西湖大小,它的特点其实寻访团团员们不消半日就发现了——公馆数量很多。据资料记载,这里竟然至今完整地保存着27座公馆,历史上曾经多达56座,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“公馆之乡”。

  询问当地人才知道,这些公馆的主人,有安仁刘氏家族的子孙,有刘文辉、刘湘的部下,还有刘文彩的袍哥组织“公益协进社”的部下。他们都与刘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安仁的刘家,是当时四川举足轻重的家族。所以,说这里是由“刘氏”家族开创的,一点也不为过。

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身为大邑子弟的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将公馆修建在了安仁,随同迁徙安居的还有他们的重要部属们。而不远处,就是举国闻名的收租院——刘氏族亲刘文彩的庄园。

  安仁镇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三条古街:维星街、裕民街、树人街,古街上大大小小的公馆群星罗棋布,尤其是树人街,有8位团级以上军政官员在此修建有公馆宅或铺面,独门独户,都是两进院落。

  一个面积不大的小镇,却见证了中国从清末到,再到新中国成立的种种历史。初年,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,战乱频繁,即使是地处成渝地区的安仁镇也难逃这种命运。此时,清初从安徽徽州移民入川的安仁刘氏家族,却在初年的乱局中崛起,枭雄辈出:军长、师长、旅长,还有四川省主席和战区司令长官,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,素有“三军九旅十八团,营长连长数不完”的说法。其中最有影响力的,是国民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、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和“大地主刘文彩”。他们的发迹,最终造就了安仁数量庞大的公馆群。

  2018年10月10日,有幸跟随北青报寻访团来到位于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。来此之前,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樊建川的专访,只知道一个商人,倾其所有,建了一个博物馆。来了才知道樊建川收藏之庞大,简直令人瞠目结舌。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大门——这个从东汽收来的、经历过汶川地震的龙门吊,让人顿感这里仿佛是一所没有围墙和老师的学校。分布里面的几十个展馆,像一个个教室,让参观的人们去学习、去思考。

  正是因为他对事物的珍惜,珍惜现在、珍惜历史,珍惜一切的创造,珍惜一切的态度,才有了今天如此的收藏成绩。在他眼里,一切都是有生命的,尊重有价值的东西,万物为我所用。这是我从博物馆看到的、感悟到的,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置身展馆,那些我们曾经经历的和道听途说的历史,都原原本本不加修饰地、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,是那样的鲜活生动。历史定格在某个瞬间,博物馆复原了太多历史的记忆!

 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千教万教,教人求真;千学万学,学做真人”。、真实永远是最重要的前提,再合乎逻辑的谎言,也永远证明不了真理,愿望的美好代替不了结果的事实。只有真实才是最经得起考验的!这里收藏了真实的记录,待世人去发掘、去思考、去学习、去借鉴……

  如今的樊建川一身迷彩,衬着光头,风尘仆仆,热情如火,朴素无华。我们看到的他,有着完全开放的、孩童赤子般的简单和快乐豁达。仁者无忧,勇者无惧。他的幸福和快乐是来自内心的富足。给予者富足,索取者贫穷。他的健谈,不是刻意为之,是汪洋恣意,不能自已。

  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。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活成他的样子,但我们应该尊敬这样的人!在浮躁、虚妄的世界里,静下来,珍惜当下、抓住真实的根!

  进入博物馆聚落,我被惊到了,这得看多长时间啊。内容也十分丰富,这里不但有我们熟悉的铅笔盒,还有毛主席语录。挺欣赏他的创意,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持枪肃立的战士,为英雄前辈站岗,既谦卑又豪迈,寓伟大于平凡。在樊建川老师的博物馆里,有深重的民族灾难,有共御外敌的艰难困苦,有遭遇天灾时的万众一心,有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,也有许多人满满的青春记忆。他散尽家财,如醉如痴,以一己之力,为民族铸史,坦坦荡荡,顶天立地。有这样的人,我等幸甚。

  在媒体上,樊建川是个颇具争议的名字,很多人知道关于他以一己之力办抗战博物馆、“”博物馆的故事,有人赞美他,有人诋毁他,也有人质疑他。此次借他的改革开放博物馆开馆之际,我们来到大邑,走进了建川博物馆聚落,走近樊建川。进门处那个日本侵华时修建的碉堡,是他从天津收来的。当时几个工人把它砸烂了,正在拆上面的钢筋,樊建川路过时看到,花了几千块钱,把它收下了。他把碉堡放在进门处,上面还站了一位持枪的八路军战士。带着我们参观时,老樊不是个专业的解说员,口音浓重,讲得飞快,看到得意的收藏品时,才会停下来多说几句,其间还不停地自夸:这个牛得很!

  尤其在改革开放馆里,有不计其数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。比如一地的大哥大和BP机,各种日用品,唤起大家很多回忆。有一个展台是关于支付方式的变迁,从各种票据到外汇券到一机在手、全部都有,展示的是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  我拿出新买的他的口述实录《大馆奴》请他签字,他二话没说就签上了名字。我斗胆说:您给我写句话吧?于是他用“建川体”认认真真写下“我是大馆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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